检察官为何“变身”外卖骑手？ 天天热门

接单、取餐、装箱、配送……一单接一单，不断重复。“变身”为“外卖小哥”的那几天，辽宁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王人禾感觉，自己一直在与时间赛跑。

(资料图)

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是王人禾开展办案前期调研的方式之一。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辽宁省检察院负责“外卖骑手权益保护与算法监督”的专题调研。在对外卖骑手进行系统访谈并形成报告之前，王人禾通过“体验式调查”，在一直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为他们撑起“法治保护伞”至关重要。

“争分夺秒”的外卖小哥。记者 赵敬东 摄

“紧张”是检察官的切身感受

平台算法规则应该修改

29.84%！在省检察院之前完成的沈阳地区2019-2021电动车交通事故情况调研中，当地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率令人吃惊。为了在规定时间完成派送，外卖送餐员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屡见不鲜。这里有自身交通意识的淡薄，更有“算法”的驱动。当外卖平台将配送时效作为重要考核要素，副作用明显，省检察院后续把调研方向转到“外卖骑手权益保护”上。

紧张！这是王人禾作为骑手的切身感受。“接单之后，系统就开始倒计时，还剩几分钟即将超时，系统会再提醒。”王人禾在骑行过程中一边关注导航，找商家，找小区；一边一边还要看交通状况，躲车、躲人。“经常找不着地图上标注的店名。”王人禾说，因为商家实际的店名不一样，然后进到小区找不到楼，常常接到第3单时就已经开始超时。

王人禾注册身份是众包骑手，根据平台规则，每次最多能接5单。王人禾租了一台最高时速35公里的电动车，他选择家附近熟悉的区域送餐，一单赚4元钱，即便如此，单多时，每听到新订单的提示音，便心头一紧。“我的心态要比真正的骑手轻松很多，如果是真做这份工作，是很紧张的。”

一次，王人禾等红灯时问旁边的外卖骑手。“哥们儿，你的车明显比我快呀？”对方回答：“我的车时速能跑75公里。”毫无疑问，那是一辆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果大部分的骑手都在超速，那就证明送餐时间设置是不合理的，需要进行算法规则修改。”王人禾说。

尽管王人禾觉得自己的“体验”只是“浅尝辄止”，但依旧能反映出平台在规则设定、骑手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劳动强度大，王人禾遇到一个小伙子，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基本在干活，也有骑手为了赚钱同时注册两个平台。其次是用工主体模糊，记者采访了多位外卖骑手，大部分人知道自己的合同是和平台之外第三方签的，当被问到具体哪家公司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不太清楚。”另外通过调研还发现，骑手在社会保险方面的保障几乎空白，普遍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大多数没有参加工会，没有工会组织来保障他们权益。

“争分夺秒”的外卖小哥。记者 赵敬东 摄

为最高检办案提供依据

用公益诉讼保护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

省检察院和合作高校的老师、同学先后对124名骑手进行了访谈。王人禾了解到的“系统怎么指挥骑手、地图是什么样的、如何点到点取餐、怎么送餐、怎么找到客户”等情况，在访谈中派上了用场。

在访谈中，检察官重点了解骑手对工作保障情况和对平台的看法，比如有没有保险，平台给的派单时间长短，为什么会超速，车辆是否有改装，有什么要求和想法，认为平台应该如何改进，也涉及骑手是否了解工会，是否有签合同，有没有被强制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问题。

外卖骑手的问题是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于外卖骑手个人来说，维权的成本是巨大的。王人禾认为，与平台相比，骑手处于弱势地位，体现在骑手没有任何议价权，只能通过多接单的方式来提高收入。“平台需要确定合理的算法，相关职能部门要对平台的算法进行监管。”王人禾建议，骑手与平台之间应该制定协议范本，工会也应该发挥作用，多举措保障骑手的权益。

国家统计局2022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司法保障亟需跟进。可喜的是，“快递小哥”“外卖骑手”都写进了今年两高报告。最高法报告提到，“加强劳动权益保障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最高检报告中点名一起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据了解，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我们所做的调研就是为最高检办案提供依据。”王人禾认为，未来应该明确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标准和提起条件，增强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武器在新业态劳动领域的作用，着力保护其合法权益。（记者 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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